日本挑起的江华岛事件和《江华条约》前后的清政府对朝鲜的政策

日本挑起的江华岛事件和《江华条约》前后的清政府对朝鲜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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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御史流芳

编辑｜御史流芳

«——【·前言·】——»

森山茂向外务卿寺岛宗则建议，趁朝鲜局势不稳之机，用武力来迫其开国即用炮舰政策。日本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派云扬等三舰开往朝鲜近海，不断在东西海岸附近游戈，向朝鲜示威。

日舰云扬号在舰长井上朗馨海军少佐指挥下竞驶入汉江河口，蓄意制造了诱发朝鲜军发炮，并占领江华岛炮台一事的所谓 “江华岛事件”。日军是“想用本国被美国强迫开国的同一种手法来迫使朝鲜开国的”。

事后，日本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发表公报，谎称“我云扬舰自朝东南海岸航行以后，犹欲从其西海岸向中国牛庄海边航行时，于月日正通过该国江华岛附近之际，不意受岸上发来炮火所击。”日本人不仅恶人先告状，还掩盖了“不仅不出乎我意料，而且是我国所盼望的”江华岛事件之真相。

«——【·清政府在《江华条约》前后的对应·】——»

此事件使日本当权者无不大喜过望，因为，找到了“征韩”的绝好口实。木户孝允于向政府提出的一份意见书中，建议政府 “朝鲜之与中国，现奉其正朔，虽于期互相交谊之亲密，患难之互相关切情况，未可明知，然而其有羁属关系则可必。

是我不可不举朝鲜事件之始末，质诸中国政府，以请其居中代办。中国政府如能本其属邦之义，伐我责罪，向我帝国道歉，讲求至当之措施，则我亦可适度而止。如中国政府不允居中代办，任我国自行处理我始可举其事由，责询朝鲜，要求其妥善处分。”可以看出，他是建议政府在处理江华岛事件中把重点放在朝清从属关系上，先责问清政府的责任，当其回避时再同朝鲜谈判。

日本政府接受木户孝允的主张，命外务少辅森有礼为特命全权公使前往中国与清政府进行交涉，任命陆军中将兼参议黑田清隆为特命全权办理大臣，又任命元老院议官井上馨为特命副全权办理大臣，赴朝鲜追究其责任。

日本特命全权公使森有礼抵北京，前往总理衙门会见恭亲王奕祈，面交节略一件。该节略首先歪曲江华岛事件并称 “故今特派全权办理大臣往问朝鲜政府心意所在，为两国得保亲好于永远之地也……惟以事关邻并，宜将此案缘由与我旨取向告之大清政府，以昭我政府与大清政府推诚无隐之意也。”

这段话中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避而不谈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问题，可见包藏祸心。接着用威胁的口吻说 “本大臣窃祈朝鲜国以礼接待我使臣，不拒我所求，以能永保平和也。若不然，事遂至败，则韩人自取不测之祸必矣。”森有礼递完节略后，告知清政府来华的意图，请清政府居中代办。

总理衙门对此事的态度如何呢他们认为“朝鲜虽为中国藩服，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今日本国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

因此，奕新在月日的对森有礼的正式答复中说 “朝鲜自有国以来，斤斤自守我中国任其自理，不令华人到彼处交涉，亦信其志在守分，故无勉强……唯希贵大臣转致贵国政府，不独兵不必用，即遣使往问一节，亦须自行筹画万全，务期两相情愿，各安疆土，终守此修好条规所属邦土不相侵越之言，是则本王大臣所切盼者也。”

从这里可以看出，清政府以朝贡关系旧原则拒绝直接介入朝日纠纷，只想据修好条规劝日本不可违约兴兵的打算。这种以朝贡关系的旧原则来拒绝日本的态度，是同以前年对待法国和年对待美国的态度是一样的。

«——【·万国公法·】——»

清政府既然有此打算，那么对森有礼的欲派员由北京“同中国官司前往朝鲜”，请发给护照的要求，以“向来无此办法”给予拒绝，就不难理解了。对森有礼后来又提出的“欲中国代为递寄朝鲜信函”的要求，也以“凡外国文信概勿转递”为由表示拒绝。

森有礼原打算以质诸中国对江华岛事件的宗主国的责任的形式来考察清政府的态度。而奕折等却实话告之对方，朝鲜虽为中国的属邦，但自己行使对内和对外的主权。因此，森有礼决定由此借题发挥。

森有礼给总署的照会中认为，中国既然称从来不干涉朝鲜的内政和外交，“由是观之，朝鲜是一独立之国，而贵国谓之属国者，徒空名耳。”并由此得出今后朝日间的问题同中日间的条约无关的结论。

于是，奕折给森有礼的复照中指出朝鲜实属中国的所属之邦之一，不能认为日本有事于朝鲜于中日条规无关。就这样，双方争执到了一起。

有的学者曾指出“恭亲王奕新虽说朝鲜为中国的藩属，但又以实告之与日使森有礼，中朝传统宗藩关系的真相，事实上自己暴露了承认朝鲜为公法上独立国的矛盾”。得出这样的结论是非常妥当的。

虽然有些人极力证明朝贡体系的合理性来想说明，日使森有礼以西方殖民主义的殖民体系否定中朝的朝贡关系，实际上就是强权政治的表现。

这里还想指出，日本的统治者们对万国公法是有自己的理解的。木户孝允就认为，万国公法的效用决定于强权政治岩仓具视认为，万国公法只是“虎狼”之国撰写的书籍，是不能作为原则来遵循的日本幕末、明治初年杰出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则直白地说 “今日之世界尚非道理之世界，是武力之世界”，“数千万言的万国公法，可以用一声枪炮抹杀之”。可见，日本统治层认为的万国公法只是强者的公法。

然而，应该认清东亚传统的国际关系观念同欧洲的原始国际法是相抵触的。奕新的言论确实同国际法的观念是有矛盾的。以国际法的观念讲，总理衙门既然对外国使臣声称中国不干涉朝鲜的内政和外交，这等于明白地告诉对方朝鲜确实是一个独立之国。

因为按照国际法的原则，如果一个国家在内政、外交上自己做主而不受别国的控制，那么这个国家是一个独立自主之国，并非是别国的属国。在当时的西力东渐的世界大势中，清政府有必要学会以彼之道还于其人之身的本事。在自己还没有足够的实力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一味固守旧原则，不是明智之举。清政府应变通旧制，加强同朝鲜的关系，以对付共同的敌人。

«——【·国家安全和外交利益·】——»

再则上面多次出现的条约，李鸿章与日本国大藏卿伊达宗城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其中第一条写明 “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倍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律获永久安全。”其中“所属邦土”，对清政府而言理所当然地应包括“朝鲜”。

当时，清政府指只因不好明言“朝鲜”而改用泛称“所属邦土”来替代。这是李鸿章为了中国和朝鲜等朝贡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利益，特意安排的秘密武器。

日使森有礼偕郑永宁拜访李鸿章于保定督署，他们的谈话中有这么一段。郑署使云森大人因总署说中国不管高丽内政，所以疑不是属国。李鸿章云条约明言所属邦土，若不指朝鲜，尚指那国总署说的不错。

森使云条约虽有所属邦土字样，但语涉含混，未曾载明高丽是属邦。日本臣民皆谓中国十八省而言，不谓高丽亦在所属之内。

李鸿章云将来修约时所属邦土句下可填写十八省及高丽、硫球字样。

由此可见，清政府要据此条约要阻止日本兴兵的企图，日本则为达到自行处置朝鲜问题而极力想割断条约与朝鲜之事间的联系，进而否定清政府的宗主权。

这里有必要再谈以下清政府对朝鲜政策的主要决策者—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的态度。其实，李鸿章早从美国驻天津副领事毕德格处得知森有礼来华的消息的。李鸿章把此消息函告总署，并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他认为中国只有劝日本不可违约兴兵，不便令高丽必与议和。从清政府对外交涉机构总理衙门对此事的处置中，可以看出其做法同李鸿章的建议是同步的。后来，李鸿章的这种想法有了点变化，因为他担心朝鲜依然采取深闭固拒的态度而招致战争，这样会给中国带来麻烦的。当时，清政府正忙着处理“马嘉理事件”而不愿再多事。

这也表现在月日李鸿章寄给一位朝鲜重臣的第一封书信中。李鸿章是在前一天即月日通过永平府知府游智开，收到了秋间作为世子册封奏请使来华的前领议政李裕元的书信的。第二天就立刻复信，这足以说明李鸿章对朝鲜问题的重视。

李鸿章在复信中极力劝导对方，目前朝鲜应该放弃闭关自治，采取灵活的外交政策，同日本建立邦交，但“不得不时加防备”。

«——【·结语·】——»

李鸿章在得知森有礼发给总署的 1月15日照会的内容后，对朝鲜问题更加担忧，于 1月 19日又致函总署。在函件中，他提出这样的建议即由钧署密致朝鲜政府，劝其以和平方式的方式解决争端。上述两件函件，其实要表达一个意图，只是通过非正式外交途径表达时比较明了，通过正式途径表达时则比较含蓄。

总理衙门也认为李鸿章的建议非常妥当，决定对朝日之争用“息事宁人之计”即明面上继续以朝贡关系的旧原则对日本拒之，暗地里则劝朝鲜同日本通好。这里可以看出，“清政府对朝鲜的政策，逐渐地从以前的不干涉政策向小心的、有限制的政策转化，最能明确地阐明清政府的政策变化的是总理衙门于 1月 22日从李鸿章处收到的书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