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历史档案：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上）

民国历史档案：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上）

1915年12月11日，时任北洋政府大总统的袁世凯，发布《大总统申令》，接受代行立法院组织的国民代表大会的投票结果，改变国体，施行君主立宪制，改大总统为皇帝。这就是历史上的「袁世凯称帝」事件。

袁世凯戎装像

称帝之前，袁世凯虽有诸多令人不齿之处，但在当时中外人士眼中，还算是盛誉在身；而这一切都在其称帝之后，荡然无存，只留骂名在世，令人唏嘘。

此文特就这一事件，作简单的介绍和梳理。

（一）「改制称帝」的诡异流言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袁世凯称帝一事，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应早有谋划。

就在袁世凯称帝的1915年上半年，国内有另外一件大事发生。1月份，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了的意欲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在反复磋商了四个多月以后，最终在日本的战争威胁之下，北洋政府于5月份接受了删改过的协议内容，史称《中日新约》。

而就在此后不久的6月份，就有多家日本报纸陆续放出消息，声称「中国要改变国体（共和改为帝制）」、「袁世凯将登帝位」等等。

迫于舆论，袁世凯不得不站出来否认称帝一事，表白其坚持共和的心意。但这一系列流言风语并未因此而平息，反而欲来欲烈——社会上时有传闻说袁要称帝，有说袁本人在策划此事，也有说是袁的长子袁克定在背后操纵。

6月底，北洋军的第三号实权人物、时任江苏将军的冯国璋专门进京，三次面见袁世凯，询问此事，但都被袁极力否认。

冯国璋戎装像

后来，主流报纸报导了冯对此事的背书，加上当时北洋政府整顿吏治，世人的视线转移到津浦路、张弧等案件上，这一流言才渐渐平息。

（二）流言产生的土壤与称帝的前提条件

基于中国当时的实力，如果袁世凯要称帝，首先要考虑的是外国的态度——因为要变更国家的体制（共和转为帝制），国名要改，称呼要改，这就涉及到之前与诸列强相互签订的一系列商业和外交等方面的条约、协议，非三言两语可以搞定。

当时，各主要的西方强国正在欧洲大战方鏖、无暇东顾，事实上默许了中国为日本的势力范围，要得西方列强支持，必先得日本支持——或者说只得日本允许、即可搞定其他诸国。

这也是为什么一直有人质疑袁世凯在《中日新约》（删改版《二十一条》）协商、签订过程中，和日本方面勾结，出卖国家利益以换取日方在称帝一事上的支持；大概的疑点主要有三个：

1）日本方面是向袁世凯本人递交的二十一条要求，而不是按照外交惯例，将文件交于北洋政府的相关部门。

按照某些流传的说法，双方应该是秘密地、悄无声息地签订此份卖国协议，最后因为种种原因，才公之于众。

2）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向北洋政府下达通牒，限期于9日午后6时前答复其不合理的条款，否则将诉诸于军事行动。此一武力胁迫的野蛮行径，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

当时政府内部，虽以主和者为多，但并非没有主战之音，在中央有副总统黎元洪、陆军总长段祺瑞、教育总长汤化龙、参政赵尔巽等，在地方上则有江苏将军冯国璋、长江巡抚使张勋等——但都被袁以各种借口不予采纳。

袁的借口无非是敌强我弱，为民众计、为国家计，只得忍辱负重，方能卧薪尝胆，图谋将来。

3）在协议协商过程中，外电时有消息提起，中日双方另有《密约》存在。

既然为「密」，内容当然不为外人所知，但也不难猜测——无非是出卖国家利益、换取称帝支持之类。当然，《密约》一事也遭到了袁世凯的否认。

（三）事出诡异，参谋总长与陆军总长相继辞职、病休

1915年5月9日，在日本强盗的战争威胁下，袁世凯政府原则上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不平等条约；国人视这一日为「国耻日」。

当时兼任参谋总长的副总统黎元洪，以「交涉失败实由于中国军队不足作外交之后盾，身为参谋总长，力不能任」，请求辞去这一职务。

黎元洪像

更加诡异的是，当时北洋的二号人物、陆军总长段祺瑞，以重病咳血为由，辞去陆军总长一职。袁世凯先后派徐世昌、王士珍三次上门挽留，都未能使段改变心意，甚至是吃了闭门羹。

5月31日，袁世凯准假两个月给段祺瑞养病，期间由王士珍暂代陆军总长。随后一直到袁世凯称帝，段祺瑞一直借口在西山养病，蛰居不出。

段祺瑞戎装像

如果说段祺瑞是出于一腔爱国之情、对与日本媾和不满而采取辞职一途，这有些牵强。也有报纸称，段是因为和袁反目才辞职的，至于理由，无非是权力之争。

这都是胡乱揣测之言。

段祺瑞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为官多年，不可能仅仅因为中日条约一事，就热血上头，辞职了事；后期，在他执政时期，一样和日本政府勾勾搭搭、牵扯不清。另外，段和袁共事多年，段一直作为袁的左膀右臂存在，且在军中势力很强，是袁不敢、也不能妄动的人物，争权一说更无根据。

直到8月份，筹安会恢复帝制活动搞得轰轰烈烈的时候，才有报纸报导，段祺瑞是因为反对袁世凯称帝一事，才辞职的。另外，在此期间，黎元洪也一直病休或请假。

这样看来，帝制之争恐怕才可能是背后的真相。

前文已经提过，称帝非一日之功，谋划这样的大事，很难瞒过如副总统黎元洪、陆军总长段祺瑞等人的耳目；再加上6月份日本报纸放出来的称帝流言，在时间上和逻辑上就能串联起来：

先是袁和日本有所密约，割让中国利益，以获取日方在称帝一事上的支持；段得知袁打算称帝一事后，苦劝袁不成，但又不能对外明言，只能辞职归隐；随后日本方面保密不严，被无孔不入的记者探得消息，发表在报纸上。

（四）称帝的理论正当性与筹安会的舆论鼓吹

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自古以来，中国人凡谋大事，必要先取得大义的支持。何谓「大义」？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理论」和「舆论」。

称帝一事，除了要取得西方列强的支持，更要在舆论上获得中国社会主流的认可；而要在舆论上赢得先机，必须先从理论上入手。

民国采用的共和制，在当时其实并无现成的经验可搬，都是沿抄英法等国的旧例；如果能在法理上证明共和制不可行，则称帝才有希望。此种操作，就落在了洋顾问古德诺身上。

古德诺肖像

古德诺（Frank Johnson Goodnow）是当时美国著名的法学专家，受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推荐，于1913年来华担任中国政府（或着说袁世凯）的宪法顾问，聘期三年，每年的薪金高达12000美金。

按某些报刊的消息，古德诺来华后，袁世凯并没有委以重任，因此比较清闲，再加上语言不通，在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刻意讨好之下，两人就厮混得比较好；而袁克定据说又是袁世凯称帝之事的主要推手——在有心人的引导之下，古德诺针对中国当时的体制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估计其内心认为是学术上的探讨。

1915年8月初，受袁世凯操控支持的《国华报》，截取发表了古德诺的部分言论，刊成《关于中国国体之意见》一文（该意见书全文发表时以《共和与君主论》为题），称中国当前的状况，并不适合于共和体制，采用帝制反而更佳。

以此观点为理论支持，8月15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人发起筹安会，声称要讨论国家的前途、研究君主和民主制度哪个更适用于中国等，从舆论上公然拉开了恢复帝制的序幕。

年青时期的杨度

古德诺后来在报纸上澄清，《国华报》所载内容虽然有断章取义之嫌，但确实是他的言论。这不仅没有对帝制派的理论造成打击，反而从另一方面坐实了其意见的真实性，加重了这一观点的权威性。

筹安会大量印刷、分发古德诺的观点文章、以及杨度等人宣扬帝制的著作，串谋政府各个部门以及各地方上的要员，鼓动舆论，公开鼓吹恢复帝制。有不少进步人士上书袁世凯政府，要求以叛国罪惩治杨度等人，甚至北洋政府内部的肃政史也打算予以弹劾，但都被袁以讨论自由等为借口，不予理睬，任由筹安会四处活动。

（五）梁启超著文抨击与袁世凯暗渡陈仓

在筹安会的帝制活动搞得轰轰烈烈的时候，国内同样不乏拥护共和的反对之音，如李经羲、樊增祥、段祺瑞、汤化龙、蔡锷等人。

共和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并无现成的经验可循，都是沿抄英法等国的旧例，因此国人在这一方面，基本上是空白，共和派无法找到相应的理论来反驳；既然无法晓之以理、只能动之以情，形如怨妇，先天就失了锐气。反观帝制派，有古德诺这一洋权威顾问的观点为理论基石，加上杨度、刘师培等人都是以笔力称雄、天下闻名的笔杆子，先后发表了《君宪救国论》（杨度）和《国情论》（刘师培）等文，在理论上大占上风。

8月底或9月初，梁启超针对帝制问题，在《在中华杂志》发表题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万字长文，进行抨击，《申报》等作了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