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惨烈的历史应被永久铭记：1945年中国劳工在日本的花冈暴动
导语：1944年8月开始，总共有986名中国人作为二战中国劳工被押送到日本秋田县花冈矿山，强迫从事超强度的繁重体力劳动。饥寒交迫中，最终有419人在花冈死于非命。死亡的阴影笼罩在头顶，他们在绝望中决定以死抗争，发动暴动然后集体逃亡。这段血腥而惨烈的历史应该被永久铭记。
一
二战中国劳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作为战俘或普通老百姓，他们在日寇发动的侵华战争中被强制掳往蒙古、日本、南洋等地，被迫为当地企业劳作或从事军备生产。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大量从国内征兵，以至本国劳动力短缺。为弥补因战争带来的劳动力的不足，1942年11月27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关于向国内移进华人劳工事项的决定》，之后日本军国主义及政府企业开始引入朝鲜人，随后发展到强掳中国平民及战俘到其国内从事集中营式的残酷劳动。他们在其占领区强抓中国百姓后，带到集中营强制关押，凑够一定的数量后再送往日本。
实际上在此之前，日本土木建筑业界、矿厂业界、港湾业界陆续向政府上呈请求书，要求输入中国劳工。1939年北海道土木工业联合会外地劳动者移入组代表地崎宇三郎在给政府的请求书上说：“日本国内劳动力不足已经成为严重问题，必须从中国大陆输入低廉的‘支那劳工’，以根本解决现在的劳动力不足问题，否则，我们企业界将面临重大危机。请政府方面给予考虑。”
1944年2月28日，日本政府次官会议又作出《关于促进华人劳工移进国内事项的决定》。会后，日本在中国华北、华中和东北地区十多个省、市将被俘的中国士兵和强征的劳苦大众，劫运到日本国内服劳役。这些劳工在日本国内各企业单位和宪兵、警察的统治下，受尽折磨和摧残，许多人甚至被虐杀。
随着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日本国内军需产业对铜的需求量增加了三倍，而加拿大、美国却已渐次对日本实行禁运，铜原料的生产与调拨日益紧迫。日本当年的花冈町，位于大馆盆地北端，是以铜矿山为中心而形成的小镇。为了增加铜矿产量，商工大臣岸信介甚至在1942年7月11日，亲自到花冈铜矿鼓励生产，并参观矿山的设施。但由于其国内劳动力严重不足，这年的11月27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关于向国内移进华人劳工事项的决定》，岸信介参与其中。之后日本开始引入朝鲜人，随后发展到强掳中国人。他们在其占领区强抓中国百姓后，带到集中营强制关押，凑够一定的数量后再送往日本。
当这些战俘被押上日本的轮船时，身份就变成了劳工。而这只是为了避免使用会受到战时国际法保护的“俘虏”称谓。
二
1944年4月，岸信介为了提高花冈町的铜产量，计划在此修建矿场，鹿岛公司承揽了这个计划的附带项目—修建水库及河道等工程。据日本学者老田裕美介绍，从这年8月开始，总共有986名中国劳工分三次被押送到这里的花冈矿山，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鹿岛公司为中国劳工设置的收容集中营“中山寮”，位于现在的秋田县大馆市，坐落在距鹿岛公司花冈事务所一公里左右的山里，由五栋木板房组成，其中三栋是中国劳工的宿舍。很显然，这个地方作为宿舍都很勉强，实际上就是中国劳工的集中营。当时那里有四排房子供中国劳工居住，他们住在这里，并被强制劳动。房子前面有一个很大的沉淀池，是用来对含有矿毒的洗矿水进行沉淀的。为了防止干净的河水流进沉淀池，第一批来到这里的中国劳工们还被逼着开挖了一条暗渠进行引流。
据幸存下来的花冈中国劳工回忆，那里进入八月就已经很冷了，积雪在整个冬季都融化不了。而被迫服苦役的中国劳工们却被逼只穿着单衣、草鞋，站在冬天零摄氏度的河水里，连续劳作十五六个小时。为了抗寒，有人把用过的水泥袋裹在身上，但只要被日方监工发现，就会招来一顿毒打，不少人被打倒后就再也爬不起来。劳工们吃的是橡子面窝头。
吃不饱、穿不暖，但他们还要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不到半年，劳工中有的人被打死，有的则在饥饿中死去。到了1945年6月，日本掳至花冈的三批共986名中国劳工已经有近300人死去。死亡的阴影始终笼罩在这些中国劳工的头顶上，在察觉回国无望后，他们完全陷入绝望，最终决定以死抗争。
三
1945年6月30日晚，近700名仇恨难抑的中国劳工打死四名日方监工后，集体逃亡。他们原计划是逃往青森，然后从北海道夺船逃回中国，但因为是晚上，慌乱中劳工们没有了方向感，最后跑到了十公里之外的狮子森山。
狮子森山是一个孤零零的独立山体，不像其他的山那样山山相连，再加上当年山上都是岩石，没有树，劳工们连个能藏身的地方都没有。第二天，黎明的曙光漫过狮子森山时，中国劳工们发现，他们只跑到了山的半腰。面对漫山遍野的日本警察和宪兵，中国劳工们寡不敌众，暴动失败。随后，被日本军警认定带头暴动的十二人，被直接送到了花冈警察署受审。其他参与暴动的劳工们，则被全部带到了花冈警署旁边的共乐馆前。那里有一个大广场，中国劳工们从狮子森山被日本军警用绳索捆绑后，就押解到那里。
7月1日，最先被驱赶到广场的劳工柳寿欣曾这样回忆：“我先被赶到广场的，亲眼看见敌人用汽车押来一批难友，他们个个被反捆着双手，日本人蛮横地把他们推下车或扔下车。我看到一个两眼红肿的小队长被两个日本人抬着扔下汽车，头倒栽在地上，当下就戳死了。我已经记不起他的名字，只记得暴动前他在工地上干活时，因实在忍受不了极度的劳累，用水泥把双眼弄坏了。”
有许多花冈本地的市民目睹了这可怕的情形。木越阳子说，她的母亲当时只有十五岁，作为高中生目睹了一切：“那天放学以后路过这里，跑进来围看，一看是中国人被抓回来了，被抓回来的中国人渴了要喝水，但是两个人捆在一起，拖着另一个人才能到有水的地方，但是因为有警察，我们老百姓不让随便插手，所以说只能围看，也看到了中国人受拷刑挨打的情况。”
当年只有五岁的谷地田恒夫则亲眼目睹了中国逃跑劳工被警察抓到的那一幕。他说，当年他家附近暴动时跑出来的一个中国人被抓了，自己作为小孩子不懂事，还与一帮孩子跟在被抓的中国人后面一边喊着“中国人被抓啦”，一边在街上乱跑。直到成年后，谷地田才真正了解了这次的暴动，并成为和平运动的积极推动者。
“我们几百个人在广场上跪了三天，我的膝盖上露出了骨头，膝盖上粘着沙子粒，一跪钻心疼。毒毒的太阳晒得我们口干舌燥，头晕眼黑。日本人打得我死去活来，我看着敌人的机枪，有所无力地叫着、喊着、骂着：你们干脆用机枪把我们都打死吧！”暴动幸存者王振瑞，后来回忆起自己当年那绝望的心境时，说当时只希望用死来终结这非人的折磨与屈辱。
连续三天，暴动者们没有得到水和食物。后来有人考证当时花冈的天气情况：7月1日，高温；7月2日，暴雨；7月3日，晴天。在经历了暴晒、雨淋、毒打等肉体折磨后，跪着的人们中不断有人倒下，然后死去。三天，共有一百多人就这样被野蛮地折磨致死。老田裕美说，实际上当时暴动后陆续有劳工死去，7月份死了一百多，8月份死了五十几个，即使后来日本战败投降，劳工的待遇也并没有得到改善，9月份又有五十几个劳工去世，死亡数量甚至比暴动之前还多。花冈暴动以失败告终，而悲剧则远没有结束。十多天后，幸存的劳工们被押回集中营，在警察的监督下，又被逼重新开始繁重的工地劳动。
据最终的数据统计，被强掳至花冈的986名劳工中，包括后来死在医院的一名劳工，共计419人死于非命。
其中，山东定陶宋庄农民宋金德是第二批被押送到日本花冈矿山的劳工之一。1945年正月二十三那天，一家人刚吃过午饭，就遇上村里挨家挨户抓壮丁，宋金德因来不及逃走而被抓。自此，一家人失去了关于他的一切消息。两个月后，儿子宋明远出生。父亲的形象是儿子在成长过程中通过碎片化的信息拼凑起来的。终生未见过父亲一面，这成为伴随儿子宋明远一生的遗憾。
宋明远说，家里人当时只听说父亲被抓到济南和枣庄以北修铁路，并不知道是被逼远去日本当劳工。自从父亲被抓走，家里没有了劳力，吃饭都成了问题。孤苦无依的母亲只好抱着襁褓中的宋明远，拉着另一个孩子沿街乞讨。花冈暴动后，宋明远的父亲死在集中营。日寇投降了，宋明远母亲的侄子、同被抓去日本当劳工的来秀芝，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山东老家，告诉宋明远的外祖父，宋金德已经命丧异国他乡。但乱世之下人命如草芥，宋家人只能按照农村的风俗，埋了一口空棺材，写上宋金德的名字，算是入土为安。
四
1948年3月1日，经过长时间调查和庭审，国际法庭对花冈案进行宣判，原鹿岛公司花冈事务所所长河野正敏被判处无期徒刑，寮长伊势与“辅导员”福田、清水被判绞首，花冈警察署署长三浦与警察后藤被处以20年徒刑。
1945年9月24日，美军大尉戴博在调查观音堂的仙台俘虏收所容第七分所时发现了中山寮。这年10月，他正式调查中山寮时，发现了埋在附近山上的中国劳工的遗骨，11月，160多具被草率处理掉的殉难劳工遗骨，在美军中尉李德尔的见证下，从中山寮附近的钵卷山挖了出来。11月24日，中国其他幸存劳工回国。
由于美军挖出来的遇难劳工遗骨没有来得及火化，因此未能将死亡劳工的骨灰带回。不过，劳工遗体并未全部收集起来。1949年夏，朝鲜人金一秀发现了埋在山坡上露出来的遗骨后，报告给东京华侨总会，以此为契机，开始了在日本全国规模的调查、挖掘整理劳工遗骨的民间运动。
“推开黏湿的泥土，拾一片片遗骨。”遗骨一起火化后，分装了四百多个木箱，然后存放到了中山寮附近的信正寺。
1950年3月，埋在信正寺后面的骨灰被送往东京。当时还是早稻田大学文学系一名学生的町田忠昭是最早参加送还花冈中国劳工遗骨活的日本人之一。据町田忠昭介绍说，当时的上野火车站附近有个地下通道，好多无家可归的人都挤在地下通道里，因此当年准备一列列火车奉送骨灰是相当困难的。好不容易才把骨灰一盒盒送到上野车站，然后又从车站送到了运行寺。一直到1953年这些骨灰才送回中国。
1953年6月19日，因为要将中国死难劳工的骨灰从东京火车站启程运送回国，町田忠昭和他的两个同伴特意起了个大早赶来搬运遗骨。他说，按日本的习惯，骨灰都是亲人来搬的，但当他把中国劳工的骨灰盒手手传递到他们争取来的客运火车上时，他已经把中国人当作了自己的亲人。
1953年7月1日列车将骨灰送到了神户，在神户关帝庙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后，于次日从神户港起航回国。
华侨林伯耀说最初计划从舞鹤港回国，但当时国民党派特务前来炸掉了运送骨灰的轮船，于是改到了神户港。林伯耀和他的弟弟林伯辉一样，从1987年开始关注中国劳工问题后，就一直没有停下来。他说骨灰从神户港运送回国时，大小船一起鸣笛，证明把中国劳工的骨灰送回中国了。
1953年7月，560具遗骨由日本运回中国，在天津新港码头迎接的有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首席代表廖承志和天津市各社会团体以及有关人士，廖承志致词说，今天我们可以向死难在日本的抗日烈士们告慰；中国人殉难者遗骨护送团团长中山李里致词说，我们是烈士遗骨的护送团，同时也是以和平和友好的使节到贵国来的。迎接仪式结束后，遗骨被送入天津市第一公墓灵堂。
1953年7月到1964年11月，共九批从日本送回中国的殉难者遗骨陆续安放在了天津烈士陵园。宋明远最终选择将父亲的骨灰安放在那里。他说放在那里，是为了更好地铭记。
1966年5月22日，在日中两国爱好和平的人们的援助下，“日中不再战友好碑”在离中山寮，中国劳工曾经居住地方不远的花冈矿山的山坡上，举行了揭幕式。碑文最后这样写道：我们要求永远铭记这个事实，刻在石碑上，以此作为两国人民子子孙孙不再战的友好誓言。从1985年起，日本大馆市政府正式将花冈暴动的6月30日定为和平纪念日。
五
在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里，有一份《外务省报告书》的档案，这是战后的日本政府当年为了应付同盟国对其战争罪行的追究，由外务省管理局对强征到日本的中国劳工的情况进行秘密调查后，根据《华人劳动者参加劳动始末书》及《华人劳动者参加劳动情况调查书》编成的。随着20世纪50年代冷战局面的形成，美国跟日本的关系由打击变成拉拢，最终使日本逃脱了劳工问题的审判。后来，日本一直否认这份报告书的存在，直到1993年，东京华侨总会将这份仅存的外务省报告书对外公开，日本政府被迫承认当年强征中国劳工的事实。这也为后来核实中国劳工的确切数字提供了依据。
在这份报告书中，宋明远的父亲宋金德的死亡原因是剧性黄疸。老田裕美认为这种死亡诊断书基本上假的多，真的少。写这个报告书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逃脱责任。
2015年9月1日，“继承‘花冈暴动’精神、追究日本政府历史责任专题研讨会”在天津烈士陵园举办；同年10月30日，日本大阪地方裁判所开庭审理了中国劳工花冈幸存者及死难者后代起诉日本政府诉讼案，已故中国劳工宋金德的儿子宋明远以被害者遗属的身份作为原告，出席第一次开庭。“花冈劳工”这个群体随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在日期间，为寻访相关史料，宋明远来到了华侨林伯辉的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林伯辉就为查找劳工被奴役的证据而四处奔走。他的房间里堆满了三十年来收集到的所有与劳工有关的资料。关于宋明远的父亲宋金德，这位七旬老人并不陌生。在他收集的一份日本政府早前公开的死亡劳工名单中，尽管有宋金德的名字，但宋金德是被哪个企业加害的，上面并没有记载。这让林伯辉非常气愤。他一直质问：宋明远的父亲究竟死在哪个企业之手？上面只写着“秋田”，而在秋田有五个作业所，日本政府一点都不明示。
林伯辉的调查愈深入，愤怒就愈增。他说：“按道理，一个人死了，一个人的生命和一个人的尊严都应该值得尊重。按道理，他死在哪里，死于什么，这个原因应该很详细地提交出来，这是正常的超越民族、超越国家的一个基本的道德。在1960年的日本国会上，就已谈到了花冈中国劳工死亡的事情，可是政府的答辩是，当时的具体的文件都被烧掉了。为什么烧？是因为什么？因为害怕战争结束之后、日本战败之后，将被追究，使他们被判刑。为了保自己的生命、保自己的地位，因此这些人把中国死亡的那些名单，以及死亡原因的那些文件烧毁了，就是掩盖罪行了。”
此次状告日本政府的庭审，后来败诉了。但这些花冈劳工后代并没有就此放弃。宋明远老人说他农忙时会在家里种地，农闲的时候就去城里面打工，减轻家里的负担。再后来听到关于他的消息，是他两次中风。第一次中风比较幸运，经过恢复后，基本还能正常生活。但第二次中风之后就卧床不起，讲话也成了问题，生活需要儿子照料。终究，他还是走了。一起带走的还有一生父爱缺失的遗憾。
据说，现在宋明远的儿子业已加入到对日诉讼的队伍中。宋金德不会知道，他未曾谋面的儿子七十年后会为他申冤；那些冤死的劳工不会知道，始终还有爱好和平的人们一直在为调查真相而努力。
